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sson与Clark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

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

专家深入研究: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

人是可以被驯养的。

洛阳"性奴"案中6个女子被罪犯囚禁在密室中长达2年时间,受尽折磨。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想到,几个女子合力反抗,有一百种方法可以轻易制服甚至杀死剥夺她们权利的人,而并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她们不但不反抗,竟然争风吃醋,为了能和囚禁她们的罪犯睡觉为荣。甚至有的女子竟然变为施害者,将同被囚禁的其他女子打死。最后在被解救出来以后,对施暴者李浩依然心存恋想,袒护李浩。

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同样造就了有着深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状的庞大人群。在几千年的封闭社会中,统治者不断的加害着人民,不断的踩踏着民众的底线,以至于最后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要能够活着,就对加害者心怀感激,甚至为他歌功颂德,加害同伴。

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形成,有几个必要条件:

第一,统治者对中国人的控制非常严格,常常让他们缩衣少食,威胁最基本的生存,但是不至于活活饿死。杀一儆百,将敢于反抗统治的人当众杀死,甚至株连九族,有时将将反抗者杀死于闹市,尸体悬挂于城门外,有时进行秘密审判,将被害者有罪的谣言传播于社会。

第二,森严的等级制度、活动范围禁锢制度加上严密的监视,使得中国人对逃跑深感绝望。在人民无法逃避的时候,就认为只有迎合统治者,才可以活命。偶尔也会给一点小恩小惠,中国人就会忘记了自己的悲惨命运是统治者造成的,反而充满感激和感情。

第三,控制国家的信息来源、发布,禁止自由思想的启蒙。中国人虽然古可书信,今可上网,但是都在统治者的势力范围内,无法直接和被统治的国界之外联系。虽然这个空间足够大,至今也有万平方公里,但依然只是一个封闭的“地窖”。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统治者能够很容易的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强行灌输有利于统治的各种理论和思想。

几千年来统治者不断的强调本朝的各种好处,用心良苦的告诉你中国是如何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剥夺你的自由是不想你学坏,剥夺你的权利是让你减少危险等等。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凶险,每天都有无数人吃人的危险事件发生,外面的人都很坏,没有人会来解救你,都是利用你、害你。在“地窖”里,中国人接受的是一个无法选择的“纯洁世界”。

谎话说一千遍,说谎者自己都会相信,何况天天只能听谎话的人呢。而思考可以教人辨别善恶,所以强权者不会让弱者思考,中国人也逐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在这样一种恶劣环境中,人的本能自然告诉自己各种不适应、不舒服,产生焦虑、挫折的感觉,而在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后,体现的是更多的“良性转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分两类: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柠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

而中国人同时选择了二者。一方面,既然没有在国外生活,国外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因为外面有“恶政”,也有“坏人”;另一方面,既然已被禁锢了,如果在认知中更多地强化悲惨境遇的观念,无疑会加深自己的痛苦。如果把被禁锢的事实理解为没那么糟甚至还不错,会降低内心焦虑和恐惧等负性情绪。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犯人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这样谈到“体制化”:“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该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离不开这座监狱。

为此,老布不惜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的自由的监狱,所以在出狱后,他终于选择了自杀。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一切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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