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比动物聪明的地方，在于人类拥有“提前防范”的本能；人类比动物愚蠢的地方，在于很多“提前防范”的行为本身是错误地“暴力侵犯”其他无辜的人。
我们从侵犯性格和和平性格的观点分析了30个原始社会文化。
可以发现，它们可以分成三个显然不同的体系（Ａ、Ｂ、Ｃ）。
体系Ａ：生命肯定性的社会
在这种体系里，理想、风俗、习惯的主流都在帮助生命的生存与成长。人与人之间极少有敌意、暴行与残忍的行为，没有严厉的惩罚，几乎没有罪行，没有战争的建制，即使有，在社会上的角色也极不重要。孩子们都受到仁慈的待遇，没有严厉的体罚；一般来说，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对于性，一般说来都持着许可的和肯定的态度。很少有嫉妒、贪婪和剥削。同时也很少竞争与个人主义的心理与行为；合作都普遍，个人的财产只是现用的一些东西；大家都有一种自信信人的态度，不仅对人如此，对自然也是如此，大家的脾气都好，压抑与沮丧的情况很少。
依据我分析的结果，这里有相当富裕的社会，也有很贫乏的社会。这并不是说性格不受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它只是说，明显的经济因素——诸如贫或富、狩猎或农耕——不是性格发展的唯一因素。要想了解经济与社会性格的关系，我们必须研究每个社会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
体系Ｂ：非破坏性的侵犯性社会
这种体系跟体系Ａ相同的地方是没有破坏性；可是侵犯行为和战争虽然不是社会的主流，却经常发生，再者，这种社会里有竞争，有阶级组织和个人主义的心理与行为。破坏性、残忍的行为与过分的猜忌在这种社会里不普遍，但缺少体系Ａ的社会里那种和睦与信赖。体系Ｂ的特性这样说或许比较恰当：浸漫着男性侵犯行为、个人主义，充斥着想获得东西和完成任务的欲望。
体系Ｃ：破坏性的社会
体系Ｃ的社会结构是非常特殊的。它的特性是人与人之间的暴力、破坏性、侵犯性与残忍行为。部落之内是如此，对别的部落也是如此；人民喜欢战争，心怀敌意。生活的整个气氛是敌意的、紧张的、恐惧的。通常都有普遍而强烈的竞争，非常强调私有财产（如果不是实物，也要强调象征物），有严格的阶级制度，相当多的战事。杜布人、果丘特人、海达人、阿兹特克人、威突突人和甘达人便是体系Ｃ的一些例子。
杜布群岛是火山性的岛屿，可耕地很少，捕鱼的机会也可怜。
杜布人的邻人都不知道他们贫穷，只知道他们危险。他们虽然没有酋长，可是却有组织得很好的小圈子，每个圈子里都有某种传统的敌意存在。除了以母性为中心组成的“苏苏”（母乳）团体外（这里面有一些合作与信任），杜布人互不信任，每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做可能的敌人看待，家庭的联婚都不能消除这种敌意。结了婚的夫妇一年住在丈夫的村子里，一年住在妻子的村子里，这种行为确实建立了一些和平。但是夫妻之间却充满猜疑与敌意。没有人期望谁对谁会忠心。除了性的目的以外，男人和女人不会在一起相伴片刻。
这个体系有两个主要特色：一个是极为重视私有权，另一个是恶意的巫术。垄断让他们自然得到相当的权力。杜布人的生活完全受巫术的控制，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没有它的。除了病符以外，其他方面的符咒也是最重要的私有财产。
整个的生存状态是拼命的竞争，每一种利益都是打败对手获得的。但他们的竞争不是分开的、坦白的，而是秘密的、奸诈的。“善良”而成功的人是那些欺骗别人而得到成功的人。
最受赞美的道德和最伟大的成就是“哇布哇布”——一种很苛烈的损人利己的办法。办法是设置一个环境，让别人做牺牲品，自己获得利益。
除了物质上的拥有权，最重要的欲望便是性方面的。性满足几乎成了杜布人允许自己享受的唯一乐趣。但是，我们可以料想，他们的性生活深受他们的性格结构的影响，他们的性满足中只有微量的欢乐成分，不能使男人和女人产生温暖和友善的关系。
破坏性是人的本能吗？人类学资料已经证明，把人类的破坏性认为是人的本能，这种学说，难以获得支持。人的生存利益在遭受威胁时，固然都会以战斗（或逃走）来自卫，可是在许多社会中，破坏性与残忍行为却很少，因此我们不能说这种东西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热情，因为如果与生俱来，人与人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再者，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人的社会是最不文明的，可是他们比更文明的社会却和平得多，它也说明破坏性不是人类的“天性”。而且，破坏性不是一个孤立的元素，而是症候群的一部分，这也说明它不是本能。
破坏性与残忍虽然不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却并不表示它们漫延的范围不广，程度不强烈。让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以儿童祭神。希伯来人征服迦南的时期，迦南人就有这种祭献，迦太基人也有这种祭献，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他们被罗马人毁灭时都是如此。这些父母杀害他们的孩子可是由于破坏性的心理与残忍行为？这无论如何说不通。亚伯拉罕要杀以撒来祭神，旧约故事中却再强调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爱；然而，他还是决心杀这个儿子。很明白，他的宗教动机比他对孩子的爱更强。在那样一个社会文化里的人，完全献身于他的宗教体系，他的作为在体系外的人看来虽然残忍，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残忍的人。
食人的现象常常被人引用，证明人类生而具有破坏性。许多人甚至认为最原始形态的人——北京人（约公元前50万年）就是食人者。
事实又是怎样呢？
所有的资料都告诉我们，北京人的食人行为只不过是我们的构想；而如果他们真的吃人，也很可能只是一种宗教仪式现象。
许多破坏性的和残忍的行为，在我们对它们有进一步的了解以后，会知道它们在心理的动机方面并不那么具有破坏性和残忍性；可是这些例子以及许多其他的例子仍旧告诉我们，人和所有其他的哺乳类都不一样，人是灵长类里唯一以残杀为乐趣的动物。
这种破坏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人性”的一部分，也不是所有的人共有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条件构成人类这种潜在的邪恶？
防卫侵犯性是动物和人类头脑中“生而俱有”的配奋，作用在保卫自己，抵抗生存利益所遭受的威胁。如果人类的侵犯性跟其他哺乳动物——尤其是我们的近亲黑猩猩——相似，则人类社会就要和平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的历史是酷烈的破坏性与残忍的记录，而人类的侵犯远远超过人类的动物祖先，人跟绝大部分的动物都不一样，人是不折不扣的“凶杀者”。
我们如何解释人的这种“超级侵犯性”？它跟一般的动物侵犯性同源？或者人秉具了特有的破坏潜能？认为两者同源，自可以找出相当的论证；我们可以说，当动物在拥挤的环境下，在环境平衡与社会平衡受到扰乱时，也会产生极端的和恶性的破坏性；虽然这只是特列，但终究也是事实。从这个事实来推论，我们可以说，人之所以那么具有破坏性，是因为久远以来，他就制造了拥挤或其他助长侵犯的环境，这种环境在人的历史中已经变成了常例，而不是特例。因此，人的超级侵犯性不是由于他比别的动物更有侵犯潜能，而是由于他的生活环境比原野里的动物更助长侵略。
这个论证到此为止都是正确的。再者，这是一个重要的论证，因为它促使我们去探索人类在历史中的环境。它告诉我们，人在历史中多半都是住在“动物园”里，而不是住在“原野”——不是住在有助于人类成长与健康的自由环境。实际上，大部分关于人类“天性”的资料，都像祖克曼关于狒狒的资料一样——他研究的狒狒是伦敦动物园山上的狒狒，而不是原野中的狒狒。
可以人即使在不拥挤的状况下还是常常会做出残忍而破坏性的行为来。破坏与残忍能够让他感到强烈的满足；群众会突然间产生嗜血的欲望。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众，都可能有一种性格结构，使他渴切地等待——或制造——某种环境，来表现他的破坏性。
动物却不一样，它们并不会觉得让别的动物痛苦是件乐事，它们也不会“不为什么”就去杀别的动物。有时候，一个动物也会表现虐待性的行为——譬如，猫玩老鼠；我们认为老鼠的痛苦会让猫觉得快乐，但这种解释却是拟人化的解释；因为猫不止玩老鼠，凡是动得快的东西，猫都喜欢玩，是老鼠也好，是毛线球也好。再譬如洛仑兹举的例子，他说，有一次把两只鸽子放在一个很小的笼子里；比较强壮的一只，把另一只的羽毛一根根的活剥下来，一直到洛伦兹看到，把它们分开。但这种无限制的残忍行为却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那实在是空间被剥夺而产生的反应，因此是一种防卫侵犯。
为了破坏而破坏，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只有人才会觉得毁坏生命是一种乐趣，只有人才会去追求这种乐趣，会为了毁坏而毁坏。广义一点说，只有人在抵抗威胁和觅取所需之外，还有另一种破坏性。
我们不能用动物的遗传性来解释人的破坏性，也不能用破坏性的本能来做解释，而必须从人与动物祖先不同的地方来做解释。
动物和人的不同侵犯主要可分三点来叙述：
1、动物只把“明白而当前的”危险当做威胁。当然，动物本能的配备同个体获得的及遗传下来的记忆，往往使他们比人更能够准确地察觉到危险的存在。但是人类由于具有先见能力及想象力，他的反应往往不仅于当前的或记忆中的危险与威胁，他还会靠着想像力，想像出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危险与威胁，这也会使他产生反应。
2、人不只有能力预料真正的危险，他还能够被他的领袖说服和洗脑，相信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危险。譬如说，大部分现代战争就是这样促成的。用洗脑的方式来激起防卫侵犯，是只有人类才有的事。
3、人类的存在处境还有第三个特点影响了人的防卫侵犯性，使他的防卫侵犯比动物繁多。人，像动物一样，如果生存利益受到威胁，会保卫自己。但人的生存利益却比动物的生存利益广泛得多。人不仅在生理上必须生存，在心理上也必须生存；他必须在心理上保持相当的平衡，否则就会丧失行为能力；对人来说，心理的平衡和生理的平衡是同样重要的，凡是与心理平衡有重要关系的事，都是他的生存利益。最当前的一个问题，人必须有一个定向架构，这是他必需的生存利益。他的行为能力必须以这个架构为指针；分析到最后，他的认同感也是以这个定向架构为基础。最终而言，人不仅需要定向架构，而且需要献身的对象；为了保持情感上的平衡，这是必需的一种生存利益。不管这些献身的对象是什么——价值、理想、祖先、父亲、母亲、土地、国家、阶级、宗教，还有千百种别的现象——对它们献身的人都觉得它们是神圣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侵犯就不被视为侵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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