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21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年度好书：虚构类》，除了挑选的五本之外，作家和评论家还评点了其他作品，经编辑后，供读者参考。
《斯通纳》［美］约翰·威廉斯，杨向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这是一个关于不曾留下任何光彩履迹的普通大学教授的故事。在学术上，他不曾名扬四海；在爱情里，他的婚姻压抑无趣，中年时的一段婚外恋也草草收场；在工作上，他则是办公室政治的牺牲品。主人公斯通纳就像是一块不起眼的小石头，乏善可陈，了无可观。约翰·威廉斯真实地书写出日常生活的基本面相——失败与空虚永远是生活的核心内容——更促迫我们思考石头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也就是说，即便不能成为补天的奇石，也有可能尽己之力，听从自己的内心，成为一块抵御世俗，不为所动的顽石。（顾文豪，复旦大学博士）
被伊恩·麦克尤恩誉为“最美的文学发现”的《斯通纳》，其实是一次对文学遗珠的“再发现”。而约翰·威廉斯之所以也会从西方文学史上“失踪”，却不是因为他被母语世界的当权者摒弃和流放，而是因为这个从得克萨斯农村走出来的文学教授实在与那个喧嚣纷乱的年代格格不入。初版于年的这本《斯通纳》是典型的学院小说，也带有作者本人强烈的精神自传烙印。主人公威廉·斯通纳之所以选择弃农从文，是受到一位英文系恩师的影响，让他在莎士比亚的诗篇中感觉到了英语文学之美的巨大磁力。
毅然投身“象牙塔”的斯通纳却依然带着农民的秉性——他始终相信学者在文字田园的耕种、劳作，相信朴素的汗水和勤勉。然而，这样的泥土性格却与二战爆发之后动荡的大学校园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斯通纳对文学的古旧激情似乎成了食古不化的遗族做派，战后美国大学文科院系的后现代主义转向更令他尴尬。他和系里同僚之间的不和，看似是为人处世的性格之争，实际上指向的却是学院内两种不同的治学信仰之间的时代对抗。斯通纳所刻意固守的文学激情，成为那些英文系新潮学人们的笑柄；而在前者看来，任何叩问人性的文学研究，都绝不应该小觑扎实的文学常识训练。
在这个充满自哀的人生故事中，斯通纳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背对失意的婚姻和家庭，昔日的校园再也无法成为他的避难之所。但是，这个大学教授的哀歌，连同约翰·威廉斯那充满泥土芬芳的诗意文字，却注定要在反思那段激进岁月的今天，重新被我们打捞、擦拭、抚爱。我们会屏住呼吸，翻开《斯通纳》这本书，如同打量一颗剔透的珍珠。（但汉松，南京大学英文系副教授）
《群山之巅》迟子建，人民文学出版社，年1月《群山之巅》的结构让人想起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比如《水浒传》。每一个章节，迟子建会将一个人的生平全部写尽，又要与上一个章节的故事相联系。这是一种小说建筑上的难度，如果叙事过于复杂，这种建筑方式会将小说拉长，并变得平庸。然而，在这部小说里，迟子建用极简的叙事策略，将三代人浓缩在一个故事里。语言的简略弥补了这种小说结构的缺陷，让小说有了旧式中国小说的承接。（赵瑜，《天涯》编辑、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
读迟子建的这部作品，犹如面对一条宽广河流。你耳中是湍急之声，看得见白浪，感受到暗流，以及它必将奔向的远方，你熟知关于这条河流的种种细节，但仍被它吸引，更被一种力量钉在原地，目不转睛——因为这是一条命运之河。善良、邪恶、复杂的人性，曲折、感人、荒诞的人生，都只是命运大河中的一瞬间。（陆梅，《文学报》主编）
《美洲豹阳光下》［意］卡尔维诺，魏怡译，译林出版社，年5月这本薄薄的三个短篇组成的未竟之作，分别指向味觉、听觉、嗅觉三种感官所衍生的想象之极致。仿佛延续《如果在冬夜，有一个旅人》其中一章那位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对感官的饕餮沉沦，又依稀能见《烟云》中不动声色的泛政治批判。但本质上这是三首长诗，充满自由即兴，艺高人胆大，借此卡尔维诺突入他毕生所期许的未知世界。作为遗作，这毋宁说是通往下一个灵魂的门。（廖伟棠，香港诗人、摄影师）
如果说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为后世做着特异之梦，那么卡尔维诺的梦里，透来了通感的阳光。在宁静温暖的节日氛围笼罩的大街上，一只美洲豹的出现并不意外，就像海明威目睹死亡后产生了“蝴蝶与坦克”的联系一样。美洲豹无心于食物，它只随风的温度和太阳投射下阴影的角度，调整自己猫一般的步调。因为他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已经说过：“……每座摩天大厦上都有人在变疯，所有疯子情哀悼旧世界的美学和道德。（瓦当，小说家）都在摩天大厦的飞檐上消磨时光，也没有哪头美洲豹不为任性的女孩子所饲养……”（蒋蓝，作家）
《烛烬》［匈］马洛伊·山多尔，余泽民译，译林出版社年10月马洛伊·山多尔早被誉为与穆齐尔、托马斯·曼、卡夫卡比肩的半神式人物。《烛烬》可作为观察马洛伊的文学与命运的一枚绝佳的透镜。诚如库切所说，《烛烬》是一部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小说，因此也是一部谜一样的书。同时，这也是一首洋溢着象征的长诗。风雪象征疯狂的世界，毁灭一切的战争与情欲，烛火是一个帝国的残阳夕照……
整部小说有如一支沉郁的挽歌。马洛伊用文字顽固建筑起他所忠诚的那个旧世界的城堡，深情哀悼旧世界的美学和道德。（瓦当，小说家）
这个长期流亡在美国的匈牙利作家曾是欧洲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和另一个离散在英语世界的俄国作家纳博科夫不同，马洛伊拒绝用匈牙利语之外的语言写作。因为这种固执的选择，他长期无法进入英美批评家的视野；而因为政治的缘故，马洛伊及他的文学作品又被祖国锁于门外。他就这样在远离故土的加州圣地亚哥，孤独而决绝地以母语讲述着20世纪那个没落的东欧帝国的故事。《烛烬》这部原版于年的小说，在年以英文译本重印后，立刻成为西方读者重新发现马洛伊的入口。他的其他作品也迅速通过各国译本，成为世界读者们的心头之爱。可以说，马洛伊这位亡者已在21世纪重归西方文学正典之列，而这绝不是文学接受史上的巧合或意外。《烛烬》的故事前景只是空寂的庄园和两个故友的对白，却在背后展现了恢弘的历史图景和人性之殇。在马洛伊的笔下，奥匈帝国残阳下的爱情、友情和背叛有了一种莎士比亚式的悲剧锋芒，同时携裹着欧洲文学传统中最纯粹的道德味道。即使对于无缘从匈牙利原文中欣赏《烛烬》的人来说，余泽民在中文译本中传递出的文字沉郁和节制之美，也足以令我们痴而忘返。（但汉松）
作者是一位刚被世界文坛发现的匈牙利作家，被誉为堪与托马斯·曼和穆齐尔比肩的大师。马洛依生于年，卒于年，一生都处在流亡中。尽管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且态度鲜明地反对纳粹与斯大林体制，但他的小说却与那个世纪的主要事件疏离。此书前两部分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分别通过一位女人与一位男子的独白，叙写了他们之间的婚姻破裂。这位出身贵族的男子爱上了母亲的女佣，并与她结婚，但却发现第二任妻子欺骗了他。后两部分写于八十年代，分别通过女佣与她的情人的独白，叙写了女佣对这位贵族男子的蔑视，以及她的情人最后在美国见到她前夫的落魄情景。作品的内容社会衰落的原因：社会平等的思潮席卷了二十世纪，使得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完全丧失，最终也摧毁了各个阶层中每一个人的生活。（景凯旋，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
《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匈］马洛伊·山多尔，郭晓晶译，译林出版社年10月在马洛伊细腻、温婉的叙事中，20世纪匈牙利精神贵族们爱情的真相一如抽丝剥茧，无处藏身。独白者既有妻子、丈夫，也有情人，然而在爱情的多棱镜里，由于视角的不断变幻和精神的迥异指向，爱情在阶级、阶层的社会背景下，变得既高贵遥远，又唾手可及。爱情的危险与旖旎在主人公命运的沼泽里，总是在始点和终点之间的跑道上激情燃烧，然而却永远摆脱不了人性的原点。这样的独白距离我们很远，也很近。（秦岭，小说家）
《巴托比症候群》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蔡琬梅译，世纪文景年3月文学史上最吸引人的难解之谜，莫过于有些写得那么好的作家为什么写的那是一部世界不写作作家辞典。不写并不姿态和写作美学的诞生。由于广大不写作家们的勤奋不写，这些最终没有写出的书，数量之多足以汇成一座如作者所憧憬的《堂吉诃德》和《海底两万里》中虚构的“不可能图书馆”。比拉-马塔斯最终搜集和编纂出了这部野心勃勃的不写作作家辞典“，这本不存在文本的批注”。（瓦当）
这是一本专门针对未曾诞生之书的阐释性小说。众所周知，阐释是评论文本的职责，作者却将评论性文本，以虚构甚至八卦的方式，写成一部曼妙生姿的小说。巴比托，一位说“我宁愿不”的世界否定者，成为作者描述作家群体精神疾患的特征：兰波、鲁尔福……等伟大的艺术家，皆是对世界文学说出“我宁愿不”的先驱。他们为何如此？才气枯竭，还是自我否决？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可以看到，作者通过书写“我宁愿不”的文学先辈，开拓了一个“我宁愿是”的全新的小说道路。小说可以有多种写法，《巴托比症候群》便是小说花园里的一颗奇异果。（马小盐《，延河》杂志编辑）
《篡改的命》（东西，上海文艺出版社，年8月）这是一部满载着悲情与悲愤的作品，与别的书写底层苦难不同的是，它既像一出悲剧，又像一出喜剧。这种风格在他的作品里几乎一以贯之。小说家东西具有杂糅各种元素的能力，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语言上，书名《篡改的命》本身就文白相嵌。这小说里的语言好像混凝土，因为异质而有了特殊的力量。（陈希我，小说家）
《新手》雷蒙德·卡佛，孙仲旭译，译林出版社年6月年，卡佛的新作《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出版，然而书中17个短篇被编辑利什删掉超过50%，成为卡佛之恨。《新手》也是翻译家孙仲旭的遗译之一，共收入17个故事，篇幅与前书，尽管篇目的名字并非完全一致。这一“未经删改版”展示了当时《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隐藏于字里行间未曾言明的内容。作为小说家的雷蒙德·卡佛，其神妙的圈套设置与突然的工笔化描摹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淹没了他的诗歌。在我看来，他的小说是披雪之山——我们不知道雪原之下的陷阱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他刻意为之，而他的诗歌则是无雪也无云的山巅孤石，他贴地而行的精微描述，呈现出一种朴素与静立的大美，如同“上帝就在细微之处”的论断一样，卡佛的写作进一步印证了卡洛斯·威廉斯著名的诗学箴言：“Noideasbutinthings”——不要观念，除非在事物之中。他忠于现实，反映认识现实生活的美，而不必雕琢，不必引经据典，观点早已经是事物的蜜汁。细节是诗的起点，无数的细节构成了生活的终点——它们为生死搭建了一个绝美的斗拱。（蒋蓝）
《脉搏》朱利安·巴恩斯，郭国良译，译林出版社，年1月“事情越大，越没什么可说的”，朱利安·巴恩斯在短篇小说集《脉搏》中如是写道。或许正因如此，这部作品里无甚大事，全是凡俗生活里的凡俗小事。但一如卡尔维诺所说的，短篇小说正是致力于去捕捉一种味道、一道闪光、一声吱嘎响、一种生命的调子的幻想的。而当巴恩斯不曾为我们展现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地老天荒的爱恋，只是辛辣通透地描写爱，渐老与死亡，恰恰正是文学有话可说的时候。（顾文豪）
《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法］莫里斯·布朗肖，胡蝶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年2月马拉美曾对德加说：“我亲爱的德加，人们某种程度上，并不是用思想来写诗的，而是用词语来写的。”布朗肖的小说就是词语的小说，他抛弃了情节的设计，故事的编纂，转而以神秘的意象与诗性的语言来重新审视我们对于“虚构”的尺度。在这个遍地故事、满目段子的时代，阅读布朗肖的小说，正是去翻检词语的褶皱，窥见虚无的深渊，重创写作的陈规。（顾文豪）
《最佳欧洲小说II》亚历山大·黑蒙主编，李文俊等译，译林出版社，年3月小说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十分复杂，多数作者都会在小说里镶嵌进自己的行走或饮食感受。所以，阅读小说，基本上也阅读了写作者个体的日常生活。在这套书里，因为作者年龄普遍年轻的缘故，阅读他们的小说作品，几乎是在看欧洲现代生活的纪录片，那些贴近欧洲当下生活的细节通过作者的小说情节铺展开来。有时候，我常常想，如果将这篇小说的人物剪掉，将故事的转折及高潮剪掉，那么，只剩下理发店、超市、机场和银行等生活现场，而这些生活现场既与中国有相近的地方，又有文化上的细节差异。这真有趣。（赵瑜）
《几乎没有记忆》莉迪亚·戴维斯，吴永熹译，重庆大学出版社，年1月来自美国的布克国际奖得主莉迪亚·戴维斯更像是一位欧洲小说家。智性的、反故事的、高密度的。这是一个转益多师风格驳杂的作家，她比卡佛显然更为小众，也更适合装逼。她会被广泛谈论，但恐怕可能很难被广泛接受。戴维斯充分展示了短篇小说危险的魅力，她的小说通常只有一两千字，甚至只有一句话。干净，爽利，如一道道明亮的疤痕。在她面前，“极简主义”大师雷蒙德·卡佛都显得无比繁复。戴维斯在小说中驱逐了故事，她像一个女巫将读者从对故事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转而囚禁于她所发明的语言的咒语。她似乎是以与普鲁斯特背道而邃的绝望。（瓦当）
《二十一个故事》格雷厄姆·格林，李晨、张颖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年6月收录了作者《毁灭者》《地下室》等二十一个短篇小说。其中有一篇的标题最耐人寻味：《我是间谍》，因为格林一生事实上都在为英国的情报机构工作，写小说只不过是他的第二职业。格林的复杂性在于，他对人性有太过于缜密——有时是机械论式的思考，这种思考往往把读者带入一个仿佛是在测试人类心智与情感的试验室一般的境地。看上去，格林对他笔下的人物，几乎是在擅自使用撒旦之于约伯的那种特权。理解格林的途径之一，就是适当抽身他有关世道人心的文学式畅想“旋律”之外，警惕他对人性问题的模型建构。格林常常被视为一个“通俗”作家而不是纯文学作家，原因大约也在于此。（殷实，《解放军文艺》副主编）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S.A.阿列克谢耶维奇，吕宁思译，九州出版社，年9月有人过于强调它的纪实性，但它是文学。有人竭力回避它的政治性，但它确实关乎政治。被迫删改又恢复原貌、重新创作的出版史，已经昭示了它的价值。逼一个女作家如此书写是残酷的，同样的，逼“女”成“兵”，成为杀人的工具，也是残酷的。这是一本苦难的书，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悖论式的苦难。（陈希我）
《抚顺故事集》赵松，广东人民出版社，年3月犹豫再三，我还是把《抚顺故事集》作为一个“长篇”来推荐。其实，严格地说，它只是成系列的短篇。在《抚顺故事集》中“，抚顺”退到隐约的背景，浮现出来的是光阴中微尘般的人和事，这些早已经是作者生命成长的一部分。赵松恢复的是中国小说“列传”的传统，他的现代前辈是《果园城记》的师陀，他的同代人是“云下吴镇”的梁鸿。值得一提的是，《抚顺故事集》是由独立出版机构“副本制作”完成的。年，他们出版并引起广泛北京哪家医院治白癜风比较见效什么方法治疗白癜风最好
